琦君以溫柔敦厚之心寫下了傳統社會中女性的悲歡無奈，而其中篇幅最大且結構最為完整的《橘子紅了》將我們拉進了傳統時代的中國家庭，輕描淡寫地刻劃出傳統社會下女性不幸的命運，也反映出傳統禮教及社會約束之下，「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的義務分割。
小說中的大媽將人生的重心全都放在丈夫以及家庭身上，以至於對大伯收了二房之事忍氣吞聲。為了傳遞祖宗香火，不顧一名無辜女子的意願將其買入家中，成為了秀芬之死的加害者。她將心靈都託付給了大伯，為了丈夫將自己的自尊賤踏在腳下，大伯卻毫不關心她，只為了大伯在家書的開頭親暱地稱她為「賢妻妝次」，她也真不辜負這個稱號，徹底做了個唯唯諾諾的「賢妻」。
即便到了現代，當我們談到賢妻時，腦中常常第一個浮現就是「日本家庭主婦」。印象中的日本婦女堪稱溫柔婉約的代名詞，是不少女性的典範以及廣大男性的理想形象。即使日本已是已開發國家，但日本家庭的父權觀念多少還是反映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上，雖然日本社會的發展頗為發達，但是他們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以及婦女就業率卻仍舊相當的低，甚至被認為是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處於傳統觀念那麼深重的環境，許多的日本女性在結婚之後，便會辭掉工作，專心善盡妻子的家庭義務。成為家庭主婦的日本女性，她們的生活便被丈夫、小孩、及家務勞動包圍，這些家務勞動的壓力並不亞於丈夫們在職場上的壓力，因為妻子的奉獻，丈夫才能在外認真的工作，可以說是「家中宰相」。
和小說中傳統社會的男人比較起來，雖然他們都是支撐家庭的重要支柱，但在妻子的感情及家庭生活中卻是常常缺席的。《橘子紅了》裏頭， 大伯一直都在外當官，獨自留下大媽一人在家默默打理一切，扮演成功男人背後的賢妻。大媽為了扮演賢妻的角色，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人生以及作為一名大太太的自尊，而這樣子的她還是失敗的無法將大伯的心思拉回原配家庭中，反而只是成功的迷失了自我。最終，丟失了秀芬這枚籌碼也一併丟失了自己的顏面。
就算時代已經改變，但思想革新的速度始終無法將那早已潛移默化的「一名妻子應有的樣子」將人們的腦中抹去，導致女人們還是無法從社會上的期待以及約束給掙脫出來。傳統思想中夫以妻為貴的傳統觀念框架了女性在婚姻當中的形象，導致社會對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要求不免仍停留在「賢妻」一詞的迷思中，反觀那些心甘情願為家、為丈夫掏心掏肺，自己卻為此一點一滴地被分解的賢妻，她們的青春逐漸被家庭與丈夫所佔據，留下微小無奈的自我在心中痛苦地吶喊著，只為所謂的「命運」以及「義務」付出全部的自己，渴望擁有那象徵著「完美妻子」的匾額。
根據統計，日本中年男性的出軌率高達63.8%，但是在面對丈夫的外遇時，日本女性通常都會忍氣吞聲，一來是不希望自己在社會中丟失一名應當為「賢妻」的顏面，二來也不願意打破夫妻間的分工和諧模式（婚姻就是一場利益關係），於是便只能無聲地吞忍著委屈，讓這一道顯而易見的缺陷出現在這段看似圓滿的婚姻當中。小說中身為「賢妻」的大媽同樣也必須吞忍一切，因為在傳統思想當中，作為家裡的賢內助理應就是要成全丈夫的一切、默默在背後支柱他，為他打理家中的事物，包括延續家中香火的使命，她的「愛家」使得自己忘了怎麼「愛自己」。
隨著女權主義崛起，越來越多的家庭主婦成功逃離了傳統沙文主義思想的束縛，在家庭中的地位不亞於丈夫，親戚們的指指點點也已不成累，但我們可以看到還是有部份的國家始終沈溺於傳統社會帶給他們的蘊染，日本便是其中之一。為此我認為理應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共同分擔家務上的責任以及工作上的辛勞，作為夫妻便是擕手共組一個家庭，何必將義務作絕對的分割？在《橘子紅了》中我們能夠看到傳統社會女性們的悲苦，而大媽的悲苦就是一生只為做一名稱職的「賢妻」，她所有的付出到了家中都成了一種理所當然，卻在將所有的重心放在這個家裡，迷失了自己。生活在自由的時代，女性其實不需為了證明自己的真誠及忠心而去委屈自我，而是要在家庭中以及自我去做取捨，成就自己對人生的想像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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